自去年8月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被公安帶走,這11個月,鄭文傑(Simon Cheng)的人生,翻天覆地。單看他在訪問裏所形容到的酷刑、逼供,看到政權為摧毁個人名譽發動的攻擊,都已教人不寒而慄。
今年2月,得知他安頓於倫敦新居,想找他喝杯咖啡,了解一下他的故事。結果還未碰面,英國就因新冠病毒癱瘓,全國禁足,咖啡茶座酒吧全數關閉。5月,英國《衛報》報道全國死亡人數接近6萬。這邊廂,香港人好叻,就算政府不作為,靠自己,還是把疫情遏制住了。但同時,壓不住的暴政降臨,香港進入前所未有的黑暗時期。
時代巨輪下,我們選擇棲身之所,選擇戰線。又或者,許多時候我們誤以為自己有選擇,其實不然,是時代在選擇人。權衡過後,我回流香港,想與大家零距離見證香港二次回歸。於是我和Simon兩個人,一個由英回港,一個從港逃英,這杯咖啡不知何時才能飲。如今Simon成功獲英國政府批出政治庇護,成為首名留英香港公民獲得政治難民身分,我因此為《明報》寫專訪,趁機好好認識Simon眼中的國際線,還有好好認識這個人。
問:好有興趣知道你本來是個怎樣的人?事件發生對你影響有多大?
答:我本來就是個好關注國際時事議題的社科人:在台灣讀政治研究國際關係,但那個不是專業資格,而現實考慮到搞民主運動沒錢,很多泛民要依賴自己專業維生,所以後來在倫敦政經學院讀政治經濟。對香港一路以來的體制問題都有不滿,我想我是香港眾多的憤青之一吧。 我朋友圈都不是活躍於社運或政壇中人,我只是個對政府不滿、撐民主派的那類,但身邊人眼中我已算激進。如果沒有發生這件事,我想我會是個改革派,覺得與中共有得傾,相信傳統泛民議會抗爭。後來落空了。
大中華想像落空崩潰
2007年,我看到鏗鏘集的《扣着腳鐐跳舞的中國律師》, 講張思之、許志永等維權律師,感覺相當震撼。那時我應該在讀初中。我首先很難容忍有這種事發生,又覺得香港人不太關心,所以我在中文堂演講時,準備了一份很長的講稿講這件事。當年沒幾個年輕人會理政治,同學聽到眼都凸。那時候就覺得中國的人權狀况必須要讓香港人知道,同年也就是我第一次參加六四晚會。很好笑,我與幾個朋友寫大字報,找幾塊紙皮上面寫「中國憲政改革」之類的口號,掛上身,由屯門出發去維園。我們就在西鐵車廂內,車頭車尾來回的行。地鐵職員嘗試阻止,但有一名很熱心的年輕人,不知從哪裏拿出一本《基本法》,幫我們解圍說每人都有集會與言論自由,職員才放行。我懷疑當時有人覺得我們是內地人,所以這麼上心,覺得是新聞,最後《明報》也有報道。
去到維園,最感動就是唱《自由花》,好有共鳴,甚至我遭監禁時都是唱它去維持自己的意志。我視當時的六四晚會為一個好嚴肅的悼念,或者很難理解,因為八九民運我都未出世,但情感上竟然有這麼大的共鳴。我作為人的價值觀好早就被這些事情定義了。中學時成績不理想,又很關心這些事,別人眼中就是特立獨行,所以被人霸凌。後來經歷雨傘運動,在台灣升學,加上習近平上台,大中華想像就開始崩潰。讀完書就好想參與民主運動,見過工黨找何秀蘭、歐陽達初等人,最後沒有一個民主派政黨肯收留我。新民黨倒是有主動接觸過我,但我政治理念的底線就是不能夠為威權政府塗脂抹粉的政黨工作。然後才投考領館人員一職。
我從來沒有想像過來英國定居,所以在這裏根本沒什麼計劃,對職場也沒有以往執著。自己條命的確是拾回來的,你看李孟居,音信全無。現在心態是靜了下來,多陪女朋友,但就犧牲了見家人的時間。以前行街時會諗工作、下一步要做什麼,現在會留意下像樹葉般細微的事。我雖然喜歡平靜簡單的生活,但不可能自己上了岸就見死不救。
問:說說BNO。你現在的難民身分與之後將會落實的BNO持有人居英資格有什麼不同?
答:現在英國政府為BNO推的lifeboat scheme(逃生計劃),與我的政治難民身分有少少不同。按理前者定居5年後,要付費申請永久居留,後者免費。BNO持有人都是5+1年後要考試申請成為英國公民,難民則完全不用。另外就是難民有專屬福利,例如可以申請資助。細節尚未公布,但應該就會是這樣。
將會落實的BNO政策會是包括受養人,即是你的配偶,與18歲以下的子女,但好可惜英國的受養人定義不包括父母。現實就是可能有一批18歲以上的人無法受惠,所以我申請政治庇護的先例就有意義了,因為我的申請考量點不是在於我是BNO持有者,而是基於香港的情况,所以一些沒有BNO的人是可以透過律師引用我的案例去增加自己申請政治庇護的機會。所以就算我是BNO持有人,本身可以直接受惠也好,我的政治難民身分意義是不同的。
問:以前見你為英國NHS籌款,你想像中的國際線是怎樣的一回事?
答:國際線在香港民主運動而言是新事,以前都是止於街頭與議會路線。就算是到反送中之前,都只是立法會議員外訪之類。現在大家開始覺得不能只是民意代表或政治人物偶爾會見外國政要。我們想成立些港人團體,團結一些較鬆散的離散港人社群。現在有很多在外國就香港議題成立的智庫或倡議團體,例如英國的Hong Kong Watch,裏面有一個問題,就是他們做的是比較high-end,純粹同部分政客溝通,沒有大眾層面,容易變成空中樓閣。所以像做NHS一事,我們就是要建立社區關係,英國民眾與香港人的溝通,其實有點像猶太人的概念,慢慢建構身分象徵。
運用外國戰線自我充權
香港議題應該不止是香港與內地的內政議題,更應該是外國怎樣去看待中國的未來發展。所以香港可以成為風向標,去讓國際社會思考該怎樣應對中共的極權擴張。我們的團隊有個影子議會的概念,如果香港的議會已無法代表民意,可否讓海外的香港族群,與香港本土人都可以透過一個安全的方式,例如裝VPN後上網投票,去選出民意代表?這個將會是擁有民意正當性的民間機構,方便與國際社會接觸,更突顯中共這套體制的不民主。外國戰線因此有很多可塑性,未來再不是中共眼中,香港民運人士乞求外國政要支援的一種,是香港人能夠自我充權的組織。
問:可能因為你的履歷關係,我想像中的你是比較親政府的。意外的是從對話中能聽出你其實是較相信民間組織的人。
答:好多在事件發生後才認識我的人,都以為我來自中產家庭、斯文有教養,甚至在領館工作過就是偏向建制。現實是相反。我在公屋長大,讀的是band 3學校,草根階層。爸爸文革走難來港,是地盤工人。兩個家姐都是內地出生的,靠家庭團聚計劃來港,只有我在香港出世。我思想出發點是平民百姓,所以與政府是會保持一定距離。因為我本土經驗不足,所以香港民主政黨都認為這樣國際化的人不適合地區工作,但如果有得選擇,我想我會是在民間推動民權運動的人。
政商關係是我本行,在英國領館代表蘇格蘭政府跟香港以至整個大灣區的商人溝通,招商引資。雖然不是最理想的政治生活,但我會拒絕幫騰訊、華為等大財團繼續壟斷,特別想扶助香港的start up公司,希望他們的市場發展不用永遠望向內地,可以多點選擇,望向世界。上年4月,市面還在談論送中條例可不可以「減辣」實施,連同一帶一路、大灣區好像已勢在必行,傘運疲乏,沒有人反抗了。沒有人估到,6月會爆發如此大規模的抗爭。我當時出差,回港後參與前線之後便出事。
問:我對英國前景不樂觀,因為脫歐再加上疫情的影響,為重整經濟,好像很難抗拒中國投資與市場,一帶一路直插英國。以你專業分析,認為現在情况有變嗎?
答:有變。以前不夠清醒,大家認為中國對外會愈來愈開放。看大灣區,推出來的時候傘運還未發生,遠遠還未到人大8‧31落閘,看到原來連廣東省都會引用香港的商務法規。當時覺得,哪怕只是一丁點,都叫有希望。但你看,反送中之後,還有沒有人提大灣區?以前從一個經濟層面談論融合、然後與世界接軌的講法,到現在因為反送中與國安法,已經不能再裝扮成很和平、順應國際秩序、搞一帶一路是為全球化鋪路的角色。從前的形象是特朗普不國際,中國就很國際開放,也有很多國家真的相信了,好多西方國家也肯簽署。還有AIIB亞投行,當時台灣國民黨政府都在考慮。那時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最有憧憬的階段,而這個階段,因為反送中已經一去不返。西方國家現在透過香港的事情已經認清中共本質。
中國大外宣機器失靈
以前中國想攏絡歐盟,當時英國是較傾向親中。我出事的時候,英國政府並未完全改變立場,這個也可能是我能被釋放的原因。長遠看,中國始終會擴張,就算有基建合作,回溫後始終會步入冷戰期。另一方面,因為疫情,更加合理化全球本土主義民粹主張,國際關係迫不得已斷裂,當中影響有好與壞。不少群眾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連結失去信心,認為當中得益的只是少數社會精英。特朗普也就是在這種氛圍下被選上:他的支持者大部分來自中西部、藍領白人,本來這班人階級上與他的身分是敵對的,但是他的言行與政策能滿足他們。中國就是想在國際普遍失去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信心下擔當其角色。但反送中後,你看他們的大外宣機器都失靈了,外國一些親中的政治商界學界的人都沉默起來,已經不敢再搬這些合作計劃出來談論。所以現在是轉移主攻中亞國,像格魯吉亞、吉爾吉斯等,之後才到非洲國家,最難的歐美放最後。
香港人好厲害,把中國本來想成為擁抱全球化經濟的開明大國,忽然間轉變為兩極冷戰體系。我們以前從來沒辦法參與國際政治、外交,但將來歷史書要去分析國際宏觀取向時,轉捩點就是在2019至2020這一年,包括反送中、揭露維吾爾族集中營,以及全球疫情。西方國家都會看到,如果不理會中國,最後你不能知道他們在隱瞞什麼。就好像台灣,不等世衛宣傳就封關;西方社會當時還在天真,因為他們對中共體制沒有深刻的認識,沒有留意到世衛,甚至好多國際組織,已經被中資勢力滲透。美國是要到近期才發現,才說不玩WHO。中共會不會利用全球化,甚至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,去達到他威權統治的目的?這個就是西方社會必須要面對的命題。就算國安法事件靜下來,他們的大外宣機器還有效嗎?還能說服外國中共是可信的嗎?我就很懷疑了。你看我個人嫖娼這件事,堂堂大國的國安文宣機器,卻連單單一個Simon Cheng你都搞不妥。
議會 街頭 國際線:共同協助
問:最後有沒有特別想我寫的?
答:我想說我是非常敬佩現在選擇留低在香港的人,希望大家明白我們的工作不是想鼓勵人離開,而是給香港人多一個選擇,令你「留低」是一個選擇,而不是被迫的。我們的國際戰線其中一個最重要的,就是提供選擇。議會、街頭、國際路線應該不是選擇題,而是三方共同協助的事。
■答:鄭文傑,流亡港人,前英國駐香港總領館蘇格蘭國際發展局僱員
■問:黃津珏,音樂人,文化評論人,倫敦大學城市學院音樂系博士生
文//黃津珏
圖//作者提供
編輯//林曉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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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uly 05, 2020 at 03:37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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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人訪問什麼人:香港首名英國政治難民鄭文傑:國際線提供選擇- 20200705 - 副刊 - 明報新聞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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